学术界论文署名仍然存在性别差异

论文署名权是作者对该论文贡献的体现,然而署名权中的伦理问题已经发展为学术界一个重要问题。在已经发表的合著论文中,有33%的作者承认一些署名作者对该论文并没有实质性贡献。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署名权方面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这将导致她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得不到认可。 1、学术界性别不平等现象 尽管学术界性别平等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同性别的科学家们在学术地位、论文发表、同行评议和署名权认可度方面仍然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对待。虽然有研究表明女性学者在STEM课程上比男性表现的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学术界能被更公平的对待。 2、性别不平等现象研究所揭示的 一份名为“荟萃分析:同等贡献作者中的性别不平等”的论文深入研究了论文署名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该研究揭示了三个重要现象:男性作者合著或者说仅含有男性作者的论文明显更为常见;第一作者为男性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这些差异导致了他们在学术认可度、获得基金资助、学术优势和学术界地位方面的将会受到不平等待遇。 3、战胜性别差异问题 幸运的是,学术界性别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采取重要措施来预防该现象发生。这些措施包括:关注招生女生主修科学课程;组建女性科研工作者学术团体;学术期刊也要加强监控论文署名权问题。通过这些措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术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将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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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对学生的重要作用

导师(Mentor)就是在某一方面特别有经验的人,负责对新入门的人进行指导。本科生或者研究生都会有自己的导师(Mentor)。导师的工作大致包括了课业辅导、科研指导、实验室培训,有的导师还会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好的导师不仅是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学生,而且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研究的能力,为学生长远的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因此,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久。 事实已经证明了,导师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本科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研究,大大提高了他们对某一学科的兴趣及学习动力。导师和学生接触的频率也影响着学生是否能在某一领域继续深造下去。对于研究生,接受导师指导的人科研产出更多。而导师的声望和影响力也会对学生的职业前途产生一定的影响。声望高的导师往往可以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学术界有更好的发展。 与职场中的导师关系相比,学术界的导师关系更加独特。职场中的导师关系侧重于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学术界的导师关系则可能影响着学生一辈子的职业发展。理想情况下,导师应该在各个方面帮助学生,使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发展。然而,人无完人,一般情况下导师很难在方方面面做到尽善尽美。例如有些导师会过于关注学生的科研产出,而忽略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培养。有些导师只注意到为学生提供实习或工作的机会,而忽略教授学生基本的知识和研究技能。 鉴于此,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出台了相应的规范,作为导师的行动指导。例如,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明确指出,导师与学生需要定期进行一对一交流。此外,他们还指出,导师应该控制自己实验室的规模,以确保与每一个学生或者人员能有经常性的直接交流。 对于学生而言,应该如何选择导师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学术水平、教学水平、管理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高的导师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握知识和研究技能,做出科研成果。管理能力强的导师能使实验室有效地运转,并且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而人际交往能力强的导师,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职业机会。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很少有导师能具备全部这些特征。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规划,综合考虑导师各个方面的情况。 总之,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好的导师能树立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还能帮助学生拓展人脉,为学生提供职业机会,从而使学生取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COVID大流行把会议室和教室推向数字世界

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许多预言都指向虚拟教室及在线课程的发展,没想到一场全球大流行的COVID疫情让整个教育界以及学术圈不得不在一夕之间在线化,其实在疫情尚未开始的2019年末,美国Markets and Markets发布的报告就预测,到2020年全球智能办公市场规模会达到3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7%,许多科技业者早已开始布局,教育界及学术圈所需要的在线教学功能几乎都能在智能办公室的环境中找到。 包括美国在内超过160个国家在3月中陆续停止实体课程,少数还在开课的高校因有外籍学生在国外无法返校,因此有非实时与实时在线教学并行。在中国,比如北京大学开发的网课系统Class In,已经从春节后运行至今,多数美国常春藤学校,及香港大学、吉隆坡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索邦大学等都采用Zoom和Canvas或Panopto并行的方式进行在线教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更于5月中决定秋季不开设实体课程,所有课程都在线进行。 姑且不谈在线教学在高中以下的成效,以学术圈和高等教育界而言,全面虚拟化提供了更多时间上的弹性和经费的节约,学术研究的地点本来就常不在教室中,让大学生习惯21世纪的在家工作模式,自主管理时间,长远看来应该是利大于弊。除了有些实验室及特殊学科有些措手不及外,数字环境的普遍可说把学术界受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只要掌握有效的方法,许多学术活动都还能以视频会议进行,比如今年美国古代史学年会就使用了Zoom,以ppt配合录像录音进行报告,再实时在线问答,报告人不用花大笔旅费,也免去调时差的辛苦,除了大家不能party之外一切圆满顺利。中国境内许多大学教员招聘都持续进行,唯一的不同是试讲改为在线会议模式,学生们缴交作业及考试在在线平台上可以实时登录成绩,图书馆的服务也大部分改为电子版,加速了学术圈无纸化的未来。 在此要推荐一些全球在线教学/会议的常用平台: Zoom:众受欢迎的在线平台,不需账号就可加入会议,影音流畅,具备会议录像、屏幕共享与电子白板及会议中私人传讯及分组讨论等功能。 Cisco WebEx:Zoom的功能几乎都有,主持人有许多实用的权限可以主控在线会议。 Microsoft Teams:与各级学校均有合作,因此教师很可能已有完整权限。 腾讯(Tencent ):在中国地区已相当普遍。噪音进行AI分析处理,以消除环境声、键盘声,还原人声,即使剩下30%网络效能也不花不卡。 但是在线教学并不是一帖万灵丹。首先,并非所有学生都有适当的网络环境及软硬件设备,尤其是徧远地区,许多学生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可用,有两个或多个孩子的家庭可能面临设备不足的窘境,需要政府的配套措施。另外,异步远距教学可能产生的问题比同步远距教学多,尤其学习动机不强的学生很可能不会认真参与远距教学。而长期全面的在线教学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课程;例如实验室这类需要复杂器材的课程,表演艺术等需要团队合作的课程,以及技职课程等的需要实习的课程,很难整学期或学年都以在线教学进行。所以,在平时以实体环境为主,在线环境为辅,让课程的规划上更灵活,遇到传染病疫情则以在线环境为主,必要的实体环境为辅,让学习更加完整,才是多赢的未来新日常。

冲上科学出版龙头 中国试图破除SCI至上迷思

STM是科技与医学(Scientific/Technical/Medical)出版的英语缩写,归类为STM的出版品占全球学术出版的66%,STM出版数量之大,期刊订阅价格之高,往往占去学术机构图书采购大部分费用。根据国际科技与医学的资料,2015年美国以23%的出版总量位居全球STM出版第一大国,中国从2000年起,在连续15年稳定成长之后,2015年达到STM17%的出版总量,位居全球第二,2018年时,中国在纯科学出版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学术界影响力与日俱增。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新冠肺炎时,科技部首先于2月17日对各级相关单位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不允许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并在文中明令加强论文相关经费的上限与考核。20日教育部同科技部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宣示破除论文“SCI至上”科研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在各类评价活动时,实行代表作评价,精简优化申报材料,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重点阐述代表性成果的创新点和意义。 科技部及教育部痛下杀手是有原因的。1980年代中国学术圈对于国际水平为何争论不下,于是有学者提出应采国际公认标准,因此引进SCI,并逐渐发展为重要考评依据,然而近年来发展逐渐失控,根据自然(Nature)的报导,中国在SCI的刊载数量从2009年的120,000一路成长到2019年的450,000,在十年内翻了3倍,争取量的潜在代价就是质的下降,科技部及教育部从各种学术不端中认定,整体而言科研水平的成长与量没有达到正比。 不过,这个新政策也并非能让学术界全然信服。比如說,《意见》明言应提高国內期刊發表比重,但此举并不能担保重大研究之发表必然回流回国内期刊,故无法确保能提升中文期刊水平,况且中文期刊读者明显限于汉语圈,颇让学者担忧其必要性。另外,《意见》主文表示具体做法需要各级单位提出讨论,有些学者认为这表示新考评依据不明,忧心这样的政策将学术评价退回依赖同行审阅的困境中,深怕会造成过度主观的审阅结果以及仰赖人为因素而不是客观数据的旧评价陋习。更有甚者,若此举造成中国总STM出版量下降,中国学术界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影响力是否不增反降? 破除SCI至上并非否定SCI的重要性。科学网有一则与数位重点高校高层与教授的访谈汇整,方方面面讨论了这个新政策的意义,颇值得参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学术人才库,如何考评人才的问题就如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临审阅论文超量的问题一样,是国际学术界独一无二的重要问题,各国都在看中国能否拿出好办法。稳居科学出版世界龙头,中国学术界突破了语言等环境限制,不仅在2020年的今天与欧美并驾齐驱,还是后势看涨最强劲的学术圈,当初强调SCI可谓过渡期,现在科技部与教育部打开讨论的空间,与学者专家一起脑力激荡出考评人才的新方法正是时候,正是中国展现国际影响力的时候。

新冠肺炎在学术界的感染力一点不弱

新冠肺炎病毒(2019-nCoV)与2002/2003年的SARS及2012年的MERS的传染源都是冠状病毒,冠状病毒是大型病毒家族,共有α、β、γ、δ四属,新冠、SARS及MERS病毒都归β属,基因序列相似度上,新冠与SARS病毒是79.3%,新冠与MERS病毒则是52.8%。新冠病毒与SARS的冠状病毒同属蝙蝠群间传染的冠状病毒,新冠病毒与一种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相似度高达96%。 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为首的科学家们只花了数天就成功解码新冠肺炎病毒基因序列,得到国际科学界肯定。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省新华医院)12月26日就往上报4例,并开始向各级疾控中心反应,和SARS相比,防疫措施和信息流通也算及时透明。 国际学界自1月初就开始大量讨论新冠肺炎病毒各项资讯,首先分别就病毒宿主、传染途径、基因序列相似度等发表各项研究,为了让学界能够及时获取最新资讯,自然(Nature)、爱思唯尔(Elsevier)及惠康基金会(Wellcome)都。 最新研究出版上,最早一篇刊登在医学病毒学期刊(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上的文章,作者是由北大、广西中医药大学、宁波大学及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组成的团队,讨论最有可能的病毒宿主是蛇。然而此论文的推测显然与后来的研究结果出入颇大,因此虽然影响因子高,但学界对此文章一片骂声,引用也多半采取否定见解。有学者对学术社群内以不合理的速度传播资讯不能接受,认为如此以来也将助长错误资讯的传播速度。 BioaRxiv还发生撤稿风波。BioaRxiv提供医学与生科研究的文章不需同侪审查的预印机制,只要完稿并通过初步审查,确认无抄袭、无造成健康及公众生物安全性风险,都可在BioaRxiv上预印,让学界能尽速分享重要信息。1月30日一篇印度团队的BioaRxiv预印文章指出2019-nCoV和HIV相似,并可能为人造病毒。仅管发表后立即受到大量评论质疑,作者并在2月1日撤稿,但已被广为报导,还被一位哈佛传染病学访问学者在推特上分享,造成疯传。 有论者认为这样快速的研究传播不负责任,助长恐慌和阴模论。然而传统期刊同行评审机制亦未能有效把关。1998年一篇发表在Lancet上的论文引发疫苗导致小儿麻痹的谬论,负面影响至今未歇。预印版发表快速、激发众议后撤稿亦快速,相对的Lancet那篇论文在12年后才被撤稿。何种出版机制提供更有效的学术讯息传播、评议、及修正机制,一时间还未能有定论。

在全球大流行中保持科研创造力

当前学术出版方案概述 研究人员保持科研创造力的建议 在流行病研究中维持伦理标准 跨出版商COVID-19快速审查计划

韩国科研界撤回事件

出版道德伦理委员会和撤回标准 出版道德伦理委员会(COPE)自1997年开创以来,逐渐发展壮大,为期刊编辑、出版商和同行审阅提供服务指导。COPE给编辑提供框架和资源来评断学术不端和文章撤回。最近几年里撤回事件逐步增加,然而根据Vox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撤回文章的数量总体来说还是很低的,在1400万科研文章中只有500篇文章被撤回,撤回比只占0.04%,文章被撤回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学术不端行为。 韩国论文撤回事件 韩国科研界近期发生了三起文章撤回事件: 首尔大学的科学家Jae Hyo Park 和Seung Ki Joo,由于被发现使用造假数据并从早先的论文复制数据,被四家杂志撤回了五篇文章。 Tsolmonbaatar Batbileg等人在韩国化学工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基于他的教授Jong Moon Park的研究工作完成的。由于Tsolmonbaatar Batbileg在Jong…

标点符号的使用

标点符号可能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不是很注意的地方,有时候也用的比较随意。但是要注意的是,标点符号用的不恰当,有时候会造成断句的错误导致误解,特别是在英语中多重复句、,从句比较长的时候。 中文标点和英文标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常用的比如句号(。),逗号(,),引号(“”)等的用法都比较类似。同时,有一些标点是中文才特有的,比如书名号(《》)、顿号(、)等。有一些标点是英文才特有的而中文没有的,比如斜线杠(/),撇号(’)等。既然大家都不是职业作家,一一列举这些符号的用法也没啥意义,所以这里就说说写英文文章的时候容易犯的一些标点符号的错误。 一个错误是用了中文有而英文没有的标点符号。顿号(、)是我以前笔者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比较容易犯的,文章一写到某个东西可以用在某些applications上的时候,这几个applications就用顿号做标点。当时这种错误犯的很是坦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导师开始给一一改成逗号,没说啥。但是发现这个家伙接二连三的犯同样的错误,估计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是偶尔的笔误,但是他又不清楚顿号的用法,搞不明白原因。,干脆就送了一本书《Improve your Punctuation and Grammar》。记得书名号也犯过一次错,毕竟在报告里面直接写出书名的场合很少,这个他看得懂,知道我是要“着重”一下这本书。所以就给改成斜体了。这两个问题主要是习惯问题,要解决很容易,顿号替换成逗号,书名号删掉,把书名改成斜体就行了。 查了一下,还有一些标点比如着重号,分隔号是中文有而英文没有的,但是这些符号在中文里面都很少用到,能在英文里面用上这些符号算是稀有物品了,就不说了。 英文里面有些符号是中文没有的,比如撇号(’)和斜线(/)。撇号用的是比较自然的,比如 do not,写成don't。某某的所有物,XXX's XXX。这种错误是犯不了的。斜线(/)主要是表示一种选择。比如搞不清楚性别的时候,he/she。这个时候,用or替代也是可以的。所以,只要不乱用这两个符号,都错不了。 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逗号。在英文里面逗号的功能比中文还广,主要是分隔一系列的内容或者连接子句,所以就造成写作的时候逗号满天飞。事实上有些时候是可以用分号代替逗号,或者不用逗号的。比如: (1) I…

科研经费的分配

《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节有这么一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后来,美国科学史学者罗伯特·莫顿于1968年根据这句话提出了经典的马太效应,用来描述科学界名声累加的一种反馈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1] 其实这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学霸”。好学生总是希望跟着好导师,而好导师也总是可以招到优秀的学生来组成科研团队。强强联合之后,团队的实力就更加强大,更加稳固,也就更加容易拿到更多的项目。最终也就形成了目前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内少部分人拥有大部分学术资源的情况。 进一步总结之后就可以发现,这也不过是无处不在的“二八定律”在学术圈的一个表现而已。80%的一般的科研人员,每天走火入魔般地发文章写本子,就是为了进到那个“二”的圈子。 既然可以用“二八定律”来概括学术圈的资源分配情况,也说明了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在学术领域经过了前期远溯博索的调研之后,接下来的经费不可能平均分配到所有的团队,只能是重点资助一部分看起来更加有成功潜质的团队。背后的哲学也是寄希望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学术界还不算残酷的地方,在新兴的产业,资金的流动更加功利,往往最后是一两个公司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资源。 现在的经费分配方式虽然符合资源的生存原则,但也难免带来负面的因素。一个是促使一批科研人员直接转型为科研经纪人,拿到经费就外包,项目的质量也不管了。有统计显示,我国有320多万名研发人员,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创新能力仅排世界第19位;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能“赚钱”的却很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 另一个负面影响是,现在的经费分配方式有时候也显得不那么有人性。比如一般来说,40岁之前是科研人员创新的黄金时期,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傍上“学霸”,又非师出名门,申请经费就十分困难。如果大量精力和时间都花在项目申请上,却得不到好的结果,几次之后很容易就让一些本来有潜质出成果的科研人员就此遗憾地退出“江湖”了。 如何很好地管理经费是个很大的课题,也不可能有理想的方案。不断对现在的经费管理方式做出调整是应该的,但同时要防止改革成了近亲繁殖、继续垄断资源的手段。在经费使用上要坚持引入社会监督。而在成果考核上,单纯依赖文章的数量的考核方式是不够的,如果能够以产生的经济效益做为评价依据会更好一些。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4%AA%E6%95%88%E5%BA%94